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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赠酬诗，不仅仅是诗人以诗会友的交际方式，更是以诗明志的一种形式，更是有请求多多关照的委婉做法，它的目的不尽相同，如李白的这首《赠汪伦》便蕴含了作者表达感谢之意，刘禹锡的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除了表达感谢之意外还蕴含了作者明志的意图，如诗人孟浩然创作的《望洞庭赠张丞相》则是请求上位者多多关照之意。在唐诗中，赠诗往往容易比酬诗出现经典语句，如在赠诗篇目中介绍的几首赠诗，都有传世甚广的经典名言，如杜甫《赠花卿卿》中的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”，崔郊《赠去婢》中的“侯门一入深似海，从此萧郎是路人”，罗隐《赠妓云英》中的“我未成名卿未嫁，可能俱是不如人”等。这些诗篇无一例外都没有酬诗，或许赠予的对象未能创作出诗句，也或许是无法进行酬答作诗。酬答诗中，出现旷世名句的当属刘禹锡回馈给白居易的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，因为扬州初逢席上的见赠，他们相见恨晚，晚年成为至交，此后他们很是喜欢赠酬诗篇，不过刘禹锡的酬诗质量都胜过白居易，我们所熟悉刘禹锡《酬乐天咏老见示》中的经典名言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便是酬答白居易时创作出来的。

同年的刘禹锡和白居易，首次相逢是在扬州，这时的他们已经年过半百，在古代算是晚年交友了，当然他们这次会友后的二十年，持续保持着亲密关系，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关系，人际交往时，往往是年少时结交的朋友才可谓之朋友，晚年的他们并称“刘白”，一度“白唱刘和”，自是唐代诗坛中凤毛麟角般的存在。白居易曾写过一篇散文谓之《刘白唱和集解》，可见他们两个是经常唱和写作诗篇的，集解，也就是白居易对他们所创作的赠酬诗汇集起来出版时写的序言，提到收录了两人唱和的诗篇138首，138首诗对于诗王白居易和诗豪刘禹锡来说，只是他们创作诗篇的九牛一毛，但是对于两人唱和而言，不可不谓多。白居易的诗作成就主要是中青年时期，而刘禹锡是始终坚持积极向上心态的，故而晚年成为至交的他们，唱和的诗篇也即他们互写的赠酬诗，刘禹锡的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和《酬乐天咏老见示》在诗作质量上和精神层面的表达上，显然更值得后世的称赞。

论诗词鉴赏，刘禹锡的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不管是写作手法还是表达的思想感情，都更有价值且振奋人心，能收录到中学课本上，自是有其不言而喻的道理。刘禹锡的酬答诗中，首联回应白居易所说的“举眼风光长寂寞，满朝官职独蹉跎”，先是叙述自己二十三先后被贬谪至巴山和楚水的凄凉之地，这些地方即四川山区、广东连州、重庆奉节、安徽和州等地，今日看来这些区域同比而言依然是非常落后，对比诗人所处的时代来看，相对京畿中心长安洛阳周边地区而言，凄凉之地虽说夸张了，也基本上属实，毕竟对于满身才气的人来说，远离权力中心缺少得意的日子，因此用“弃置身”形容自己沦落到小地方。显然在经济发达地区为官显然比穷山恶水风光很多，远离繁华都市中心，远离施展满身才华的平台，最应该发挥才能的春秋盛季，却被朝廷弃置，甚感委屈和岁月蹉跎，叹息自己的才华没有得到命运的眷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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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是初次见面的刘禹锡，还是垂垂老矣的刘禹锡，在收到白居易的赠诗后，都是保持一贯的积极乐观的心态，这是后人高度称赞刘禹锡的地方，故将他称为诗豪也是实至名归。在遗留经典诗篇的唐代诗人当中，积极乐观排行第一的非刘禹锡莫属，消极悲观的诗人比比皆是，这也是刘禹锡值得后人欣赏之处，身而为人的刘禹锡，想必也有一些悲观的时刻，但他几乎不流露悲观情绪，总是能创作出积极乐观的篇章，也是他能承受二十三年弃置身的重要原因，当然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，他最终还朝任职，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。从白居易和刘禹锡的赠酬诗篇来看，他们的深厚友谊固然离不开他们同朝为官的基础条件，但是能够成为生命至交，则是来源于他们彼此欣赏和认可，早在他们认识之前，白居易就曾表达过对刘禹锡称赞的诗句，而且还不顾及刘禹锡贬谪的身份，可见在白居易心中早就认可了刘禹锡，后来他们扬州初次相逢，便饮酒畅谈，所以才有了白居易的醉赠诗篇，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，此后他们经常赠酬诗篇。

白居易与元稹、刘禹锡的友情，历来是佳话，其中白居易与元稹的风流韵事也是诸多人欣羡不已的，论豁达的精神境界，还是学习刘禹锡为妙，刘禹锡是史上少有的豁达精神的文学家。怀才不遇的人随处可见，自命不凡的人比比皆是，任何时代都不缺乏才情满满的人，更不缺风流浪荡之人，同样也不会缺小人得志的情形，社会现实就是能让你发挥才华的平台抑或稍纵即逝的机会，往往遥不可及，命运注定你不能出人头地，你也无可奈何，但在无可奈何之时，保持刘禹锡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的豁达精神，实属难得，更是适合作为激励自己的座右铭，再者，虽然年轻人无法体验老年人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的心态，但是多看老年人精神面貌，尤其是养老院的人，就深刻明白到刘禹锡的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的宏阔胸襟，是多么值得人们欣赏，没有对生命的热爱和激情，难以道出刘禹锡这样的语句，毕竟几乎所有人多是呈现李商隐式叹息心态，而刘禹锡是寥若晨星。

今日我们所欣赏到的古诗词，在古代多是以歌的形式演唱出来的，最为有利的例证是唐代教坊曲发展成为词牌名，在中国古代，不合乐的成为诗，合乐的称为歌，不过现代统称为诗歌，如我们经常称为文学瑰宝的唐诗宋词，则是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诗歌。唐宋时期的诗歌一般有比较高的格律要求，且有诗言志、词抒情的说法，他们是阐述心灵的文学艺术，犹如歌曲一样是抒发人内心感受的艺术表现形式，传统诗歌需要作者掌握娴熟的艺术技巧，按照韵律要求，用精简凝练的语言，严密的章法以及充沛的情感，更为重要的是丰富的意象体现能力，进而集中表现作者或者人类精神世界。提及诗歌抑或诗词，最让人容易想到的是唐诗宋词，因为唐宋时期的文学达到了古典中国时期的巅峰，不过早在先秦时期，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便已成型，且影响后世的诗歌文学发展，乃至影响到唐宋时期的诗歌发展。

翻阅《诗经》三百篇，常有风、雅、颂三种诗歌形式和赋、比、兴三种表现手法，直到今天，赋、比、兴三种手法依然在现代诗歌文学中适用，而风、雅、颂为代表的诗歌形式慢慢开始演变。先秦时期，中国古代文学以《诗经》为代表，其次为《楚辞》，演变至秦汉时期，逐步有了古体诗和辞赋，因此有了诗词歌赋概称传统中国文学，据学者考究得出，直到东汉末期《古诗十九首》的出现，形成了唐诗的雏形，在此期间，政府里面有个名叫乐府的机构，负责收集民间百姓演唱的民歌，那时很多篇目便采用“歌、辞、行以及歌行”为题记载流传，如我们熟悉的天苍苍、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，便是以敕勒歌为题，辞以《木兰辞》和汉武大帝《秋风辞》为代表，歌行以曹氏父子的名篇《短歌行》和《燕歌行》为代表，这些标题的古诗，演变至唐代还有一定的市场地位，如唐代诗人高适以《燕歌行》为题作诗。如今，很多传统的诗歌作品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，反倒是唐诗宋词还可以熠熠生辉，得到广泛的追捧，不过不可否认的是，古代很多逐步淹没的诗歌是唐诗宋词的源头，上面几首出自秦汉时期以“歌”为题的古诗，甚是感觉值得以飨喜爱诗歌文学的朋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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